A：“我是摸着石头过河，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创新！”

　　在张全收的老家，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，他的名字几乎是无人不知。

　　今年39岁的他，卖过爆米花，做过油漆员，还做得一手好馒头，很多人现在还喜欢称他“馍老板”。在深圳把事业做起来后，他积极支持家乡的慈善事业，捐钱盖希望小学、敬老院，这都是当地人耳熟能详的事情。而真正使他为人们所熟知的，还是他在河南和深圳两地创办的“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”。

　　大家要出去打工时，总会有老乡告诉说：“深圳有个张老板，对工人很好，没活干的时候也有工钱拿。”

　　就这样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大家都纷纷来到深圳张全收的公司，现在他企业的农民工已经达到1.3万人，有70%左右都来自河南。说是人力资源开发，可能用“劳务派遣”这个词更易理解。全顺公司把这些工人组织起来，哪个厂要人，就“打包”调人过去，这个厂干完了，就调到另外一个厂。碰到没活的时候，工人们就呆在总公司的培训基地里，吃住免费，而且每天还有35元补助。

　　在珠三角地区，企业用人有很强的季节性。遇到淡季，便大量裁减工人；一旦接到订单，又难以在短时间内招到充足的员工。“但是通过张全收的公司，企业在用人上就要灵活很多，而且全顺的员工从来不惹麻烦，管理起来也很省心。”因为这个缘故，和全顺公司合作的企业都愿意支付给其一定的管理费。

　　张全收赚的就是这部分管理费。

　　近年来，在全国各地愈演愈烈的“民工荒”，为张全收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，但是在珠三角这样一个劳动力输入大区域，“劳务派遣”的市场发展并不算繁荣。据有关资料统计，当地真正从事过或在提供“劳务派遣”服务的公司大概有40家左右，但其中已派遣人数真正在“千人”以上的公司估计不到20家。能达到全顺如此规模的更是少之又少。

　　“现在做我这一行，能做到我这个规模的不多。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，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，但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创新！”张全收有些骄傲地说：“第一，你得有人缘关系，他得信任你的运作模式；第二个，你作为一个老板，得要真诚，在人家面前说的每一句话，宁愿亏也得算数。第三个主要是对客户要有耐心。工人的工资、安全、生活标准等十几项内容都要一项项去谈啊，否则工人的利益怎么保证？”

　　B：“全顺公司把农民工组织起来，起到类似工会的作用。”

　　这个世界上，最难管理的就是人。而对于张全收来说，他不只是这1.3万名农民工的管理者，也是他们权益的保护者。如何把握好这两者的平衡，考验着张全收的智慧和耐力。

　　他爱絮叨：“要时刻注意，安全第一。进车间不要乱动机器，晚上回宿舍睡觉要看路。过马路两边看，要走人行横道线。”

　　他爱管闲事：“你们有些男孩子，耳朵根子打了一圈的耳洞，头发留得比女孩子还长，像什么话，以后统统留短发，不要整得跟个小流氓似的！”

　　张全收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说多了，管多了，自然会有人有意见。这也包括社会上的一些非议。

　　在全顺公司，大部分工人们的工资都是留下每月300元的生活费，其余寄回家里。记者在张全收的公司里看到了一大箱子的汇款单，“这都是农民工们为家乡做的贡献啊！”张全收对记者说。

　　张全收从打工仔做起，吃过苦，知道打工者的不易，更知道每一个出来打工人的身后都有一个沉甸甸的家庭。“我向人家的父母保证过，一家两个孩子跟着我，一年寄回去两万元，保证五年盖新房；有的一家在这干，两年就能住新屋。”

　　对于张全收的这种做法，有人提出“是在克扣工人工资”的质疑，张全收对此忿忿不平：“1.3万的人跟着我干，谁敢克扣试试。我如果这么干，这些工人早跑光了。”

　　“有1.3万人跟着我干”是他面对一切质疑最强有力的信心保证。所以，他也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保障工人的利益上。张全收的公司总共分为四级；张全收、副总、各厂主管和小组长。如果员工们遇到权益被侵害的事件，不仅可以向主管和小组长反映，也可以直接告诉张全收。

　　“如果发现有工厂苛刻地对待全顺员工，我们便出面交涉。若全顺员工和所在厂工人之间发生冲突，我们就要求双方管理人员协商解决或者提交派出所来解决。要是我们的员工不能得到公平对待，我们就撤回所有工人。”张全收说，“一个人，你想把人家赶走就赶出去了。可是现在，我会告诉这些企业———

　　还有他们的老板在啊。”对此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教授于建嵘评价说：“这方面全顺公司起到了一种类似工会的作用。张全收做到了许多连政府都没有做到的事情。”

C：“不管别人怎么说，至少农民工是认可他的！”

　　有人这样评价张全收：“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老板，他懂得如何与合作企业谈判，为全顺的员工争取到充足的保障，同时也为自己获取更大的利润；他也是一个实在的好人，当他的员工在制度的渠道内不能获得有效的权益保障时，他就结结实实地把所有也许并不属于他的责任肩负了起来。”

　　在全顺公司，员工无论是工伤、意外伤害还是重大疾病都实行公司全面管理负责制，员工不用掏一分钱费用。

　　一次，有一个工人阑尾炎穿孔，张全收派人把他送到医院去，医药费用全部由公司出，还从老家把他的父亲请来照顾他。结果没住几天医院，这父亲半夜却带着孩子从医院跑出去了。

　　一听这事张全收就急了，看病花了将近一万块钱，他知道老人家是怕出钱，又火急火燎地派人把他们找回来了：“这里小病公司看、大病送医院的制度知道吧？跑啥子跑，万一口子长不住，肚子破了怎么办？”

　　这样的故事还很多，平舆打工妹李娜（化名）晒衣服时摔伤脊椎，张全收送她去看病，替她出了5万多元的医药费；郸城小伙刘龙乾逛街时被打劫身中四刀，张全收几次送去1万多元的医药费……“哪些是应该担负的责任，哪些不是，这很难说得清楚。一个员工出去玩掉到河里淹死了，我给他家里拿了3万元，他父母从农村跑来，头磕得咚咚响，这些都是情份啊！”

　　张全收的手机里，存着很多员工们给他的短信，有表示感谢的，有给企业发展提意见的：“老板爸爸，你好！春节愉快！”张全收拿给记者看，笑着说：“他们都叫我‘爸爸’，我有那么老吗？其实，因为你对他好，他才对你好。”

　　张全收对员工究竟怎么样，光听他说是不行的。在调研中，于建嵘和他的同事们都是自由出入全顺的合作企业，常常随手就“抓”来一个农民工，和他攀谈起来。几个月来，调研组走访了全顺几百名员工，结果只有一个人说张全收不好。

　　调研组一直在问工人一个问题：“假如张全收对你不好，克扣你的工资了，怎么办？”得到的答复常常都是“不可能”，他们一再逼问“假如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呢？”工人回答说，“那我就去劳动局告他。实在不行我就不跟他干了！”

　　而事实上，深圳市当地的劳动管理部门还尚未接到工人对张全收的投诉。而全顺公司的员工队伍也愈来愈庞大。

　　“不管社会、政府、媒体是如何评价张全收，我们感受很深的一点是，这些农民工是认可他的！”于建嵘说：“这也正是我们把特别奖颁给他最大的原因。”

　　D：张全收很困惑，这个事业究竟可以做多大？

　　这个奖项，让张全收认识了很多“三农”学界的专家，他常常会问他们：“你说，我这个事业究竟可以做多大？”

　　虽然在他的家乡河南他获得了足够的荣誉，虽然此次他所创新的“农民工权益保护模式”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，可是对于未来，他依然困惑。

　　“按理说我应该会发展很大的。首先企业有需求，再者也有很多的农民要出来做工。明年有可能我会组织转移3至5万人的规模，但是说实在话，这些我现在想都不敢想啊！”

　　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已经数年有余，分别在河南和深圳两地挂牌办公。按照国家的规定，所有涉及到劳务租赁业务的公司必须得到劳动部门的批准，才能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。河南的公司手续很早就办下来了，但是在深圳，张全收却一直无法得到劳动部门的认可，后来好不容易才在深圳市工商部门登记注册。

　　记者在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劳动站采访时，其劳动稽查大队的一位负责人承认：“张全收的公司，为当地企业解决了用工短缺的问题，也通过有效手段保护了农民工的权益。”“但是如果张全收的合作企业拖欠工人工资跑了，全顺公司就会给当地劳动部门施加压力。”以前，也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

　　在当前劳资关系并不稳定的背景下，作为劳动主管部门，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和担忧是很正常的。“最根本原因是，这种公司制度下的组织化，即使因为组织者个人的道德力量可以在正常轨道中行走，却依然被定义为边缘化的存在，无法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。”于建嵘说。

　　而深圳，在其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，正逐渐将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出去，进一步引进高新技术产业。“这其中，全顺公司的工人显然还是属于这一范畴，文化水平普遍较低，正是深圳市在发展中欲淘汰的对象。”张全收对此相当了解，但他并不担心，因为他的工人不仅仅在深圳和珠三角，现在他的工人在粤北的河源，甚至福建、江西都有。“产业转移也是大势所趋，但这类工厂到哪里都需要工人，我的工人可以随着工厂走，对工人来说到哪里都是打工挣钱！只要他有饭吃，有钱挣，还是愿意跟着我干的！”

　　现在张全收最关心的是，从明年一月一日起，《劳动合同法》即将实施，对于劳务派遣也出台了一些新的规定，这必将会给全顺公司的发展带来一些冲击。他现在每天都在考虑如何与《劳动合同法》接轨的问题，希望自己在深圳的公司早日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。如果得不到认可，公司想进一步做强做大是不可能的事。

　　“第一个吃螃蟹的，路总是会走的比别人艰难。”张全收说，自己经过这几年的闯荡，风风雨雨都走过来了，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累，只有自己心里清楚风光背后的辛酸和无奈。

　　“我曾经想过，以我现在的经济实力，这个公司不干了，到外面去搞点别的，要赚钱也不是很难的事。但是又很担心这些工人，跟着我这么多年了，现在他们都这么信任我，如果我不干了，他们怎么办？”

　　张全收的疑惑，看来绝不是哪一个奖项或者哪一批人可以清楚回答了的……